曹魏确立“修耕植。

蓄军资”为财政建设基本方针的原因 曹魏财政在发展过程中，以什么作为指导财政收支活动的基本方针?或者说其财政收支活动要处理的核心问题的是什么?对此史无明文。

不过，我们分析有关资料之后认为，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十二月，毛玠向曹操提出的“修耕植，蓄军资”，后来成为曹魏财政建设的基本方针。

也就是说，曹魏财政收支活动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发展农业种植经济，保障军粮供给。

这是曹魏财政不同于孙吴财政、蜀汉财政的特色之一。

这一财政建设基本方针的确定，有其客观的经济和军事背景。

从经济背景来看，曹魏逐鹿中原，以黄河中下游为其基本经济区①。

而这一基本经济区又是以农业种植经济为主，也就是说，立足于黄河中下游基本经济区的曹魏政权，其财源主要依赖农业经济，“修耕植”即是培养财源。

当然，曹魏财源也包括部分盐利，但在其财政收入中不占重要地位。

而吴、蜀除了以农业经济为财源之外，孙吴“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②。

蜀汉也可“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③。

因此，曹魏的财政建设以“修耕植，蓄军资”为基本方针，其实是黄河中下游经济区的经济特色反映。

再从当时的现实财政需要来看，则是军粮极度匮乏，事关曹魏政权的生死存亡。

汉末战祸严重破坏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战乱所及之处，民众或死或逃，田地荒芜，加上自然灾害肆虐，粮价飞涨，粮食供应普遍发生危机。

汉献帝与一批朝臣被董卓部将挟持至洛阳，陷入饥荒，狼狈不堪。

史载：“是时，蝗虫起，岁旱无谷，从官食枣菜。

……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

州郡各拥兵自为，莫有至者。

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

”④而各路军阀依仗武力立身，能否有稳定、持续的军粮供给，就成为决定其兴败的基本财政问题。

如袁绍起兵之初缺乏根据地，逢纪对他说：“将军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

”而冀州刺史韩馥迫于公孙瓒的威胁，欲举州以让之，治中李历则谏曰：“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

袁绍孤客穷车，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

奈何乃欲以州与之?”⑤可见袁、韩双方谋士都把军粮视为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

史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

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

民人相食，州里萧条。

”⑥ 曹操率军初起，如何筹措军粮同样是生死攸关。

所以，还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十二月，毛玠就向曹操建言：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

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

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毛玠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军事形势，为曹操建立“霸王之业”制定“修耕植，蓄军资”作为财政建设基本方针，的确有过人的见识。

史称曹操“敬纳其言”⑦，不过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并未立即付诸行动。

元年(公元194年)，曹操与多数军阀一样，面临军粮极其匮乏的严峻局面，甚至几乎为此付出重大的政治代价。

当年夏天，曹操与吕布争战兖州大败，“于是，袁绍使人说太祖连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邺。

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

”后听从程昱劝说，才放弃送家属为人质以联合袁绍的打算⑧。

史称：“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曹操)乃罢吏兵新募者。

”⑨可见军粮匮乏大大削弱了曹操的实力。

《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传》载：“兴平二年，夏，太祖军乘氏，大饥，人相食。

陶谦死，太祖欲遂取徐州，还乃定布。

”荀彧则认为：“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

今以破李封、薜兰，若分兵东击陈宫，宫必不敢西顾，以其间勒兵收熟麦，约食畜谷，一举而布可破也。

”曹操采纳他的建议，“大收麦，复与布战，分兵平诸县。

布败走，兖州遂平。

”可见军粮几成影响曹操此次战略决策的关键。

军粮匮乏还加重了曹操“奸诈”的性格色彩，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载：“尝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

’太祖曰：‘善。

’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

’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