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四： 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及政策一、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状况（－）改革的第一阶段一一一一农村分配制度改革的突破（1978－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

在此期间，实施了两项重大改革措施，一项是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产权改革，另一项是市场化改革，其中包括了农副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提高和放松管制。

这两项改革举措极大地刺激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农户人均收入迅速增加。

从各个改革阶段经济增长与收入均等之间的替代系数来看，这一时期是最低的，总体说来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引起的基尼系数仅上升了0．084个百分点。

由于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是在摆脱传统经济体制后产生的一次全面的突破性的增长过程，加上两项举措为农村居民创造了较为平等的、无歧视的致富机会，绝大多数农户从快速农业经济增长中受益，因而伴随着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并没有出现穷者更穷的现象。

由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幅度超过了城镇居民，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逐渐缩小的趋势。

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37下降到1983年1．70的最低点。

需要特别指出，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幅度之大和持续时间之长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也正是由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大幅度下降，这一时期全国的收入差距也出现了缩小的趋势。

（二）改革的第二阶段——以城市为重点推进全面改革（1984—1992年）1984—1988年：直接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改革举措有两项：一项企业承包制的推广，它不仅拉开了企业内部职工之间的工资和收入差距，也拉开了企业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工资和收入差距。

另一项改革举措是允许和鼓励非公经济的发展。

这一举措的直接效应也是双重的，它一方面导致了非国有部门内的收入差异明显化，出现了一些高收入职业群，另一方面也拉开了国有和非国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

这一时期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幅度是整个改革期中最大的，年均上升了l。

8个百分点。

在农村地区，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生产所产生的激励效应的不断递减，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上调幅度又有限，致使这一时期农户人均实际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为l。

9％。

并且这一增长主要是靠非农业生产收入的支撑，因为这一时期农户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人均实际纯收入出现了下降，年增长率为-0．08％。

不难想象，如果农户的收入增长主要源自于农村中的非农业收入的增长，那么非农收入增长的均衡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户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动幅度。

这一时期的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逐年上升的势头。

到1988年，城乡收入比率上升到7205，相当于1981年的水平。

由于城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因而也就必然引起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

（三）改革的第三阶段——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分配制度中国自1993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又重新步入了快车道。

在此期间，城镇经济中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非国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工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就业、商品零售额等方面，非国有经济的年增长率都大大超过了国有经济。

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相对应，在分配领域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分配形式。

而非国营经济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灵活性以及非国营经济之间本身差异的客观存在，使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结果呈现高低不同的阶梯状分布，进而导致居民间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而逐年拉大。

如果具体到个人，则差异更大。

1993年10月11日上海《文汇报》称：国家工商局通过调查，中国私营企业中百万富翁已有近500名。

199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私营企业调查后认为，全国百万富翁有五千户。

1994年，美国的《福市斯》杂志有名有姓地统计出中国大陆资产超过一个亿的有17人。

1995年11月 20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拥有 100万元以上资产的人已超过 100万人。

”同年《中华工商时报》的文章说：“实际上这个数字乘以三还保守。

”以1995年末全国城乡居民存款总额三万亿元计算，仅占全国1％。

的这部分人却占有全国居民存款的1／3。

1999年中国个人拥有资产100万元以上的已超过500万人，拥有500万元资产的也已达到及100万人左右。

这一阶段也是资本市场逐步形成时期，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异常活跃，外资大规模涌入，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一批参与这类经济活动的高收入者。

1999年，中国沪深股市中，个人大户拥有股票市值超千万元者近500人，其中超亿元者也有7人。

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在逐年扩大，但是政府对其亏损补贴却在逐年减少。

如果以不变价格计算，亏损补贴减少的幅度会更大。

部分国有企业的亏损、停产和破产的最直接结果是企业职工工资的减少、职工下岗和失业。

城镇中的低收入阶层随之扩大。

1994年开始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进一步拉开了不同年龄组之间和不同职务之间的工资差异。

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这一时期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1993年和1994年，其基尼系数分别比上一年上升了2个和3个百分点。

然而，由于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也有了较快的增长，这一时期收入增长对收入差距的替代系数并不是很高。

城镇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寻求就业机会。

这不仅减轻了农村中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也增加了农村人均收入水平。

此外，1994年政府又一次较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户收入的增加。

但是一些收入不均等指数却表明这一时期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

至于城乡人均收入的差别自1984年以来基本处于扩大状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由1985年的1．86：五上升到1997年的2．47：l。

据测算，1996年，中国10％的最高收入者与10％的最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为4倍以上。

1997年中国最贫困的两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7％，而最富有的两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